醫療訴訟經年 家屬奔波受壓

評論版 2021/08/27

分享:

拉丁舞老師2014年接受抽脂手術後死亡的個案,涉案女西醫本周一(23日)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據案情所指,被告在手術後離開手術室,只依靠助手監察病人術後維生指數,當中只有一人是持有效急救證書的護士助理,陪審團一致認為被告進行手術後依靠沒有經驗的助手監察病人,是構成嚴重疏忽引致病人死亡的最大原因。

醫生被控誤殺 以往較少見

醫生被控誤殺的案例以往較少見,但最近10多年亦有數宗個案,例如DR醫學美容集團CIK療程一案,以及2018年52歲女子接受醫學美容後死亡的案件。被控誤殺罪名的醫生,一般需要證明醫生在嚴重疏忽下違反其醫療責任而造成病人死亡。根據英國判例,陪審團需要考慮到被告醫生的操守處於嚴重違規而導致病人死亡,程度上足夠構成刑事罪行。在「R v Adomako」一案中,涉案麻醉科醫生進行一項眼科手術途中,沒有察覺接駁的通風管已鬆脫,令病人心臟病發死亡;在另一個案「R v Misra」,兩名初級醫生沒有發現病人進行手術時已有嚴重感染症狀,最終病人術後出現感染休克症死亡。

雖然陪審團可以透過法庭上的證供上作出相關判斷,但亦有評論認為,在判斷嚴重疏忽導致刑事罪行的程度上,有時有欠公允,尤其是一些醫生需要為高風險病人,以及一些創傷及急症病人進行手術,術後有機會面對手術失敗的訴訟;亦有研究發現,陪審員對嚴重疏忽裏的「嚴重」程度並無明顯及客觀的高低之分,陪審團有機會倚靠自己對「嚴重」的定義判斷案件嚴重性,對被告可能有欠公允。

醫療水平提升 家屬知情權增

無論在海外及香港,牽涉病人死亡的醫療訴訟,死者家屬多會要求醫院、相關團體如醫委會,以及法庭為他們主持公道,進行獨立調查彰顯公理。根據英國數據,單是2005年已有17宗牽涉醫生被控誤殺的個案審理,相比整個70至80年代全英只有4宗醫生被控誤殺個案,醫生被控嚴重刑事的數字大大提升。這並非由於醫療程序引發死亡的個案顯著上升;相反,由於醫療水平提升,病人接受高風險手術的機會增加,家屬知情權以及尋求真相的意慾亦增加,令此類嚴重醫療事故的個案愈來愈多。

對死者家屬而言,逝者已矣,但他們卻要為案件奔波,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法庭在審理此類案件時亦相對繁複,故類似案件牽涉數年時間並不為奇。況且,要證明醫療失誤,通過的測試往往是靠傳統的Bolam test,即透過醫學專家證人以一般醫生處理病患的標準來判斷,涉案醫生有否出現比標準低的情況,而不同證人未必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在舉證及考慮其嚴重性時,往往並非黑白分明。

(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 : 龐朝輝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欄名 : 評論

緊貼財經時事新聞分析,讚好hket Facebook 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