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研機構破格行事 造就領先優勢

評論版 202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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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在8月14日的文章「中國大學科研何去何從?」曾提及mRNA疫苗的奠基人Katalin Karikó的遭遇。其實mRNA疫苗的研發過程,也折射了美國在前沿科研和商品化的優勢。

Karikó於90年代就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時,已看出mRNA的潛質,但她不被重視,還屢遭奚落降級。直至2005年,她與另一位同事Drew Weissman成功研製出適用於人體的mRNA,並把專利授權給史丹福大學教授Derrick Rossi,後者在2010年創立了一家名為「莫德納」(Moderna)的小公司,並得到美國國防部屬下的「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撥款2,500萬美元,持續進行相關研發。10年過去了,現今莫德納已成為跨國製藥及生物技術企業,年產8億劑疫苗,市值約1,600億美元。

是甚麼因素讓DARPA「無寶不落」?DARPA成立於1958年,經過50多年的研發和投資,促成了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GPS)、氣象衞星、隱形戰機、無人機、自動駕駛、雲端運算、虛擬現實等重大創新。DARPA首創並擴展這些技術,維持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壓倒性技術優勢,間接造就了龐大的科技產業。

拓展科學疆界 主動物色項目

鑑於DARPA的成功,各先進國家和地區紛紛仿效,例如德國在2019年設立了「聯邦顛覆性創新局」(SPRIND),英國亦剛於今年成立了「高級研究和發明局」(ARIA),並表明是要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香港也有類似機構,便是由創新科技署主理的「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DARPA的成功之道,也許能為這些後來者提供啟示。

第一點是DARPA成立之初心,本是滿足美軍的未來潛在需求,為了保持武器性能優勢,它鼓勵美國科學家必須更加冒險,更加激進。它的精神是主動拓展科學疆界,主動物色具潛質的項目,而非被動地等待撥款申請。上述談及mRNA疫苗的投資,原是為了保護美國軍民免受傳染病和生物武器威脅,恰巧在新冠疫情下大派用場。

觀乎DARPA近年的試驗品,其顛覆性的技術和理念,均領先民間科技水平10至20年,例如具備自毀功能的晶片以防止敵方得到尖端技術、人工智能控制的戰機完勝人類飛行員、以吃雜草作為生物燃料的機械人等。雖然香港現時沒有國防壓力,但也可以秉承DARPA的精神,主動及明確界定急須攻克的科學或技術問題,讓大學和創科企業集中解決。

第二點是DARPA以科技的現實應用為本。DARPA的客戶是美國國防部,所以它必須讓研究成果走出實驗室。畢竟在戰場上,論文數目和大學排名都沒有意義。世界各地的研發機構大多注重基礎研究,DARPA則要造出實物;其他研發機構大多要做同行評審,並根據大量指標衡量進展,但DARPA徹底擺脫官僚主義。1965年,DARPA出資100萬美元,建立第一個跨國電腦網絡,那便是互聯網的前身,而此前只有粗略的技術概念。

應用為本 大膽押注擺脫官僚

第三點是DARPA以近似風險資本的模式運作。它的作風直截了當,就是對高回報的顛覆性技術大膽押注,只要其中少數成功,往往便帶來重大的科技和經濟回報。DARPA只有一小批部門主管和不到100名項目經理,因此決策過程簡單直接;他們又是合約員工,因此極之關注項目的具體成果,而不是如官僚般一邊審批撥款,一邊只想規避風險。縱觀近代科技史,最重大的成就都源自敢於冒險。

DARPA在2020年的預算僅為36億美元,卻能持續通過一系列顛覆性技術研究項目,引領全球科研革命,實在是「抵到爛」。2017年,內地首度披露成立了「中央軍委軍事科學研究指導委員會」,外界估計便是以DARPA為藍本。筆者希望當局致力遵循上述原則,最終令中國軍隊和民間企業都成為卓越的科技創新先鋒。

撰文 : 羅浩宇 「創科未來」總幹事

欄名 : 創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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