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博彩業改革 可借鑑星港經驗?

評論‧世情 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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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今年8月「共同富裕」的發展新方向定立以來,社會各界都對「共同富裕」的具體內容作出很多不同層次的討論,但始終這是一個宏觀社會經濟制度的範式轉移,過程少說也要三五七年,不是空喊口號就能達成。

與其流於空泛的概念層面討論,不如聚焦在一些與國民生活質素息息相關的問題之新發展,集中精力研究「共同富裕」可如何在這些層面上落實。

澳門的賭業改革,是國內最近期的民生產業改革例子。賭業支撑澳門經濟,同時也是國人重要的娛樂活動。澳門政府的博彩監察協調局於9月展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改革的公開諮詢,為期45日,日前剛剛結束。

澳門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如取消「轉批」形式持牌(俗稱副牌)的制度、牌照有效年期由20年縮短至10年甚至5年、博彩公司派息須獲政府批准等。

就今次諮詢而言,市場上較多人直覺地視這些改革建議為政府「干預市場」,怕改革將影響不同博彩公司的營利能力,香港上市的幾大賭業股股價即時下跌。可是筆者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當然不是如此簡單。

反過來說,如果澳門政府在過去20年沒有監管,國內外的遊客也不會對澳門投以信心一票,澳門的賭業也不可能發展得如今日般蓬勃,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第一,引來東亞各國爭相彷效。

星高效干預 本地人入場須收費

說到賭業的發展和監管,近年東南亞各國對博彩業普遍持開放態度,直至近期連向來對新產業態度保守的日本政府,也即將要在東京批出賭牌;新加坡政府則早在2010年已彷效澳門引入外資的做法,在新加坡商業中心區旁的濱海灣(Marina Bays)和聖淘沙(Sentosa)開賭,當中的濱海灣金沙酒店,更在57樓高的天台設有全長150公尺的無邊際泳池,自開幕起已是港人旅遊必去的「打卡」聖地,由此亦可見新加坡地政和建築部門審批此等「世界奇觀級」大型項目的效率。

新加坡政府高效率的「干預市場」,固然常被理解為市場利好因素,但與香港社會不同,新加坡政府慣性對社會實行「家長式管治」,在新加坡立國50年以來,人才培訓固然大大受益於這種政策,但壞處是新加坡人同時會直覺地將一些個人問題,例如沉迷賭博,當成政府的政策問題,並要政府「干預」調整。

又再以香港人熟悉的新加坡金沙賭場為例,距離當地商業中心區(CBD)只有數百米,打工仔步行即可達,可以下班後甚至是午飯時間也可以入內「賭兩手」。

賭場開業一段時間後,新加坡政府再立例,規定賭客入場前要查核身份,本地人想要進場,每次要付150坡元入場費(折合約862.4港幣),而且限6小時內離場,而外國遊客則免費,亦不受限制。

為甚麼新加坡人入賭場,要收入場費呢?就筆者所知,當年賭場和度假村的規劃,是針對外來遊客賺外滙,但同時因賭場地點太接近商業中心區,容易吸引本地人進場,以致沉迷賭博,造成社會問題。既然政府不能將整個金沙度假村搬去新山,在一向「家長式管治」下,惟有就是設立入場費制度,阻止本地人「放工玩兩手」不能自拔。

港馬會兼營慈善 共富成功案例

對於港人而言,很難想像和理解新加坡政府那種「市場干預」的做法,加上香港社會崇尚個人自由選擇,認為市民賭錢應自己量力而為,政府最多只應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戒賭服務,不會如新加坡般,主張政府用政策去監管個別市民的賭博問題。

在本港而言,雖然沒有賭牌制度,但仍有賽馬會經營賽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並兼營會所社交餐飲、慈善等業務。除了為大眾提供娛樂外,香港博彩業的模式其實也算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早期成功案例:首先,社會賢達成為馬會會員,樂於主動增加消費,支持本地服務業;馬會高度精密的日常運作,製造大量專業和半技術職位,為市民製造就業和晉升的機會;最後又明碼實價規定部分收益要撥作社會福利用途,支持貧苦大眾,一石三鳥。

政府大眾攜手 共達發展願景

澳門今日貴為世界賭業之都,已有百多年經驗,當地市民已習以為常,就算賭場開在市中心,亦不會如新加坡般出現問題。而近期對澳門賭牌問題的討論,主要在於猜測新牌照的改革方向,以及有關猜測可能對賭業股價的影響,卻鮮有論及平民百姓究竟想澳門的博彩業將來形成甚麼格局。

在「共同富裕」的新時代下,大眾不應再被動地猜測澳門博彩業條例將會如何修訂,而是作為消費者、投資者,究竟想明日澳門發展成甚麼模樣?是要增加牌照數量,令更多企業能參與?還是要求營運商增進其他娛樂和餐飲的質量,令不喜歡賭博的遊客也能共同享受澳門的發展成果?

應該先想要達到甚麼目的,然後再想政府和市民可如何「合作」,以達成這些目的。正如20年前澳門賭業改革成功,「干預市場」其實也可以是行業轉型和發展的新機遇。

澳門政府早前就賭業改革展開公開諮詢,並提出多項建議。(資料圖片)

撰文 : 劉國匡 時事評論員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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