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地政策不同步 怎擺脫抗疫疲勞

評論 202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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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疾控專家團隊日前訪港,了解香港新冠肺炎疾控情況後,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內部統計模型估計現時或有20%人口染疫,政府正醞釀大幅調整抗疫策略,會優先減低死亡和重症,在治療上加大力度,特首林鄭月娥周三(9日)表示,全民檢測仍然在規劃之中,並非目前優先工作;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發言人陳勇亦引用副總理韓正的說法,指現時老百姓安全健康為重,各部門應先上下一心,共同抗疫。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特區政府基於過往禽流感和沙士的成功經驗,以雷厲風行手段「鐵腕抗疫」,快速控制疫情,當時之所以能夠官民一心同步執行,就是基於一種「速戰速決」的默契,趁疫情未大爆發,先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嚴厲手段嚴控,只要疫情盡快過去,生活就可較快恢復正常。

外向型經濟 港難獨善其身

可是上述理論在今次疫情不靈光,皆因香港首先是外向型經濟,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對與本港有密切資金和人員往來的國家及地區有影響力,令他們與本港同步執行嚴厲的抗疫政策,則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久而久之,全球各國對「鐵腕抗疫」的態度不一致,導致港人出現「抗疫疲勞」。

在國際而言,以往有港人擔任世衞總幹事,本港的流行傳染病防疫政策尚且能輻射到外國;今日天下大亂,本港衞生部門難以再如以往於外國發揮影響力,以致港人過去兩年為控制疫情的努力和犧牲變得一廂情願。現時本港爆第5波疫情,每日確診個案動輒上萬,從數字上看,每日的疫情擴散速度,均已超出過往兩年總和。

對於控制本港疫情,近日最大的爭議當然在於是否要執行全民檢測、檢測完有何用、以及向國內採購的方艙醫院等抗疫物資之使用情況和質量問題。很多社會人士對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抗疫表現作出批判,筆者在此不贅,以免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

實情是,假如今日疫情已過,回望過去兩年,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固然有改善的空間,但觀乎疫情早期確診人數之少、以至中期成功達到「清零」,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好。

這背後的遠因,筆者認為是公職人員「高薪養廉」制度長期積累下來的成果:正因為本港醫護人員以至官員也是以固定薪酬聘用,在緊急狀態下才會有誘因以最高效率、最少傷亡的做法,速戰速決解決問題。

在管理學上,這種做法固然有其他問題,例如官僚人員在和平時代對發展經濟的態度過於保守,而觀乎鄰近地區,新加坡的政府部門已實行企業化多年,部門每年度的年度預算已包括績效獎金,對公務人員每年的工作表現論功行賞。

星港防疫不一致 旅遊氣泡破滅

但在緊急狀態下,相對於「高薪養廉」的香港官僚而言,「底薪加佣」的新加坡官員缺乏「速戰速決」的意志,兩地疫情以至防疫政策不同步,最終導致去年星港「旅遊氣泡」幻想破滅,香港官民嚴守抗疫紀律有付出無回報,「開關」無期。「速戰速決」策略因外在因素未能成功,繃緊的抗疫情緒曠日持久,就是「抗疫疲勞」以致今日第5波疫情大爆發的其中一個遠因。

其實本港「嚴厲抗疫、速戰速決」的衞生政策,也並非完全沒有回響,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已得到台灣和內地衞生部門的響應;可是這種政策高度依賴市民自律戴口罩、避免進行高傳染風險活動,執行上很依賴政府衞生教育,以至文明教化的統一性。即使是同屬東北亞儒教國家的南韓和日本,其實也做不到,是一種只有中港台等地有借鏡香港「沙士」時成功經驗的地區、再加上民眾對衞生官僚「速戰速決」政策的一致和高度服從才能夠執行的「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

改善對外合作 部署疫後「重設」

在今次疫情中,我們充分見到中港台衞生部門「封閉系統」的好處,但同時亦顯示,當系統內的官僚無法與外部建立共識,同步「速戰速決」時,對外「開關」問題不能解決,內部抗疫疲勞就會拖垮整個社會;同樣問題在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協商發展大灣區也是一樣,這是「封閉系統」在執行上的局限。

反正現時居家抗疫,不妨反思一下我們可如何建基於過往的成功經驗,搭建一套改善對外合作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以部署在疫情結束後的「大重設」(grand reset)中加快發展速度。

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帶動與本港有密切資金和人員往來的國家及地區,同步執行嚴厲的抗疫政策,則香港難以獨善其身。(資料圖片)

撰文 : 劉國匡 時事評論員

欄名 : 評論‧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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