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削精神健康 港應積極應對

人總是傾向安於現狀，害怕新環境、新挑戰。面對熟悉的事情，我們較能輕鬆處理，在生活上遇到不確定的情況，就難免感到焦慮，例如新冠疫情正正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例如我是否確診？要否自我隔離？學校會否突然停課？香港會否再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疫下生活添壓 焦慮抑鬱患病率增

疫情對全球人類生活添加多種壓力，加劇了心理健康問題，同時卻限制了支援服務的提供，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數字顯示，疫情大流行讓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另有數據推算，疫情期間抑鬱症的全球患病率為28%、焦慮症為27%，估計由社交孤立、怕被病毒感染的恐懼、喪親之痛以及財務壓力等所引致。

全球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數字令人驚訝，世衞資料顯示，2019年約10億人患有精神障礙，約每40秒就有一人死於自殺，而自殺更是同年全球15至29歲年齡組中第四大死亡原因。

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同樣令人憂慮，據精神健康機構「香港心聆」資料顯示，約6成本港成年人士正經歷較差的精神健康狀態；近半數中學生出現抑鬱症症狀、四分一的同學表現出臨床的高度焦慮；每4位香港人就有一位正面對焦慮或抑鬱症，為全球平均的2.5倍。

74%港患者無求助 或懼污名化

香港生活節奏急速、環境擁擠、居住環境狹窄，都影響着人們的精神健康，再加上不太健康的工作文化、更是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地區之一，工作與生活缺乏平衡，長此下去有可能演變成災難。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74%精神病患者並沒有尋求任何專業協助，這或許是源於被污名化的恐懼，更有人誤解心理疾病的主要成因是「沒有自律及意志力」；此外，對精神健康的支援也可能不足夠。

精神健康病患被污名化的情況，似乎在亞洲地區較為普遍，不少人對有精神健康障礙人士持負面印象，甚至覺得很丟臉。這可能源於傳統思想和觀念傾向注重面子和個人名聲，例如有精神健康障礙人士可能被視為軟弱和恥辱，其社會地位也會受到影響。

對此，社會應更多、正確及公開討論精神健康議題，也要注意討論時的用語，讓精神健康治療和護理正常化。

而且，本港精神科專科的資源亦不足，按世衞建議每一萬人至少需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即我們需要約750名精神科醫生，但全港精神科醫生卻只有約400多人。醫管局精神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最長為94星期，即近乎兩年，而更有團體指，每次會面時間只有約6至8分鐘，如此或會令有需要人士的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治療和適切跟進。

投入資源加強治療 可有數倍回報

精神健康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健康議題之一，據世衞資料顯示，各國平均把2%衞生預算用於精神健康方面，但其實每投入一美元在加強對抑鬱症和焦慮症等精神障礙治療，卻可在改善健康和生產力方面有5美元的回報。

為了改善在香港獲得精神健康治療的機會，或許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廣泛及可持續的公共衞生系統，其中的建議是在基層醫療層面設立一個以社區為本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探討並納入地區健康中心。這可有助早發現、早介入，更重要是減少對精神健康的污名化。

為配合早期介入，我們可把「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推廣至更多學校。借用外國數據作參考，約一半終生精神疾病在14歲時出現、75%於24歲出現，我們需及早與學生和家長就精神健康交流，共同消除人們對精神障礙的禁忌，提升社區精神健康的認知，並對同學們的學習有更正面支持。

或許我們也應推行更多以學校為基礎的預防精神健康障礙計劃，包括增強適應能力、生活技能培訓和專注力。

全球疫情對每個人的精神健康都造成壓力，投放資源到精神健康甚是合理。幸福應包括身體和精神上都健康，就如俗語說，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 全球疫情對每個人的精神健康都造成壓力，投放資源到精神健康甚是合理。（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