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變壞故事

《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日前爆出醜聞，涉及個人私隱、個人意願、偷拍、拍攝道德倫理等問題。

當中六位同學之一的阿聆表示，一直反對電影公映，但決策人依然故我繼續公映。阿聆在校內首映後尋求學校心理醫生求助，但校方希望她「以紀錄片會帶來正面信息」三思，而當阿聆請求導演張婉婷刪除其片段時，張說已過電檢處不能剪走。阿聆的心理狀態和意願，校方和導演不是不知，連當時的心理醫生也判斷其情緒不能承受公映，為何校方和導演仍不理會她的潛在精神創傷而選擇繼續公映？

據阿聆透露，當中有位女同學要由中一哭到中五，才獲拍攝團隊和校方認可退出。我們做學術研究的，簡單如訪談，都需要一份informed consent（知情同意），當中必列明，只要受訪者感到任何情緒不安、想停止參與，訪談就會即時終止。訪談已如此，為何一齣紀錄片竟沒有給予參與者這項權利？另外一名女學生阿佘及「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也對電影提出控訴。

電影現時暫停放映，英華女學校前校長李石玉如，在社交平台發文道歉並稱「責無旁貸」，而張婉婷則解釋：一、見到阿聆的一些言行，直覺以為她會同意；二、承認採訪李慧詩時「有甩漏」。說法解釋不了有問題的做法。雖然張婉婷或有「同意書」做法律擋箭牌，加上香港未有肖像權，此片可能在法律上沒有犯法，但社會認受性已在公眾心目中失盡分數。此事除了張婉婷和英華校方有排煩外，相信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也正在頭痛，事關「2022年度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於上個月才選出這部戲為今屆最佳電影，之後要如何處理一部道德倫理受質疑的得獎片呢？學會需要認真思量。

故事教訓：想說好一個故事，但若當中手法和手段有問題，最終只會炮製出一個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