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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穩國家安全底綫 兼顧國際化優勢
對香港來說,「國家安全」和「國際化」不應該是非此即彼或者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互相促進、互相支持的關係。
香港不理國家安全行不行呢?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顯然是不行的。從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佔領中環」到2019年的「黑暴動亂」等運動逐次升溫的趨勢看,反對派組織的對抗行動呈現出規模愈來愈大、手段愈來愈激烈、對抗性愈來愈強、對社會的破壞愈來愈嚴重的特點,如果聽之任之,香港將永無寧日,香港的繁榮穩定也幾乎可以肯定將被摧毁。
認清時勢 港與內地世界關係
但是,注重國家安全又是否意味着香港要犧牲其固有的「國際化」優點,完全照搬內地的一套呢?顯然也不是。因為那樣一來,香港很可能失去其特色,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一國兩制」也就失去了意義,香港也就失去了利用其特色為國家服務的機會,不管是對國家還是對香港,都是不利的,也是不應該的。
然而想既要「國家安全」又要「國際化」,這中間的度應該如何把握才能做到兩者兼顧,而不是互相排斥呢?筆者前文《有效化解「軟對抗」心病還需心藥醫》中引用了成都武侯祠的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幅對聯的其中一個主要觀點就是處理問題要審時度勢,離開了具體的時勢,決策就會變成離地空談,就會寬嚴皆誤,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
從這個觀點出發,在香港談「國家安全」和「國際化」的關係,首先就要搞清香港的具體時勢,搞清香港的社會結構,搞清香港和內地以及世界的關係。
如果從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算起,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為止,港英當局管治香港超過了150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西方思想、文化、法規等一直是香港的主流,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受英式教育長大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西方思想就是香港的主流思想。即使回歸之後,由於「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原來的港英管治體系基本上原封不動地過渡成為了特區的管治體系,除了換國旗,香港社會並沒有多大變化,西方思想佔特區統治地位的情況同樣也沒有多少改變。
如果從回歸後歷屆選舉的得票情況看,選民結構大概表現出4比6的穩定比例,約4成支持建制、約6成支持泛民,假定這個比例基本可以代表香港社會,那就是說,香港社會有大約60%的市民受西方的影響更大。當然,這個60%受西方思想影響較大的市民中,絕大部分並不是把外國的利益放在了中國的利益之上,而是屬於認識問題的不同,因為長期受西方的教育,較多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觀點,對內地的認識存在一些不足,所以在觀點上與建制派存在一些差異,並不代表他們不愛國。
「首惡必辦」 對市民加強教育
實際上,只要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讓國家變得更好,能夠在客觀、真實、全面認識國家基礎上提出意見,即使觀點有些不同,也是有益的,不僅不應反對、反而應支持和鼓勵。
另一方面,雖然絕大部分受西方思想影響較大的市民出發點仍然是希望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也要承認確有極少數人是把外國利益放在了中國利益之上,這一點也不能否認。香港過去長期扮演一個內地與西方溝通的橋樑,敵對勢力的滲透非常容易,環境又十分自由,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香港活動,存在一些敵對勢力很正常。回歸之後,一些希望破壞中國發展的境外勢力更加強了在香港的活動,特別是近些年中美博弈加劇,美國試圖拉攏盟友圍堵中國後,香港又變成了中美博弈的前綫,各種矛盾變得更加尖銳。
面對香港這樣的複雜情況,內外牽連廣泛,處理國家安全問題更需要慎重,一方面要打擊敵對勢力,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波及無辜。因為香港長期以來是一個較為自由的社會,受西方的思想影響又比較大,如果用一個較為嚴謹的國家安全尺度去要求社會,就會有很多的行為有觸犯國安法的嫌疑。可是事實上如前所述,絕大部分人並沒有挑戰國安法、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觀故意,他們的行為即使有時有越界嫌疑,也主要是由於認識上的不足引起,對於這些行為,應該以宣傳、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除非是對屢教不改的反中亂港分子,或者是對社會危害較大的行為,否則不宜輕易使用打擊、懲罰的手段。
而對於那些意圖破壞內地與香港發展的境外敵對勢力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以及那些把外國利益放在中國利益之上的反中亂港分子,就要和普通市民區別開,必須堅決打擊,因為這些人的目的就是破壞內地與香港的發展,威脅香港的繁榮穩定,如果對他們寬鬆,他們就會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搞破壞,令到國家包括香港的利益受損。
筆者認為,在香港處理港區國安法相關問題,需要關注兩方面。首先對於普通市民,應該以寬鬆為主,法律的尺度要盡量寬一些,只要沒有破壞國家安全的主觀故意,就應該堅持以宣傳、教育為主的方式;對於敵對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特別是對意圖破壞國家安全的核心力量及幕後老闆,必須堅決打擊,法律尺度要嚴謹,只有狠狠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破壞力量,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寧才能獲得保障。
「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是中國共產黨長期處理各種矛盾的原則,依據這個原則既有力地打擊了真正的壞人,又對一時認識不足或偶然犯錯的群眾給予了保護,是一條相當成功的經驗。在香港,由於歷史原因,情況更加複雜,存在認識不足的市民更多,更需要堅持這個原則,以保護那些純粹因為認識不足而偶然犯錯的普通市民。
穩定寬容環境 利吸全球人才
國家安全得到了有效保護,香港社會的穩定就有了保障。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更加大力地推動香港的國際化,吸引全球的資源和人才,讓香港發展得更好。而對於吸引全球人才和資源而言,一個穩定、寬容的大環境,顯然更為有利。
▲ 作者認為,美國試圖拉攏盟友圍堵中國後,香港又變成了中美博弈的前綫,各種矛盾變得更加尖銳。(資料圖片)
撰文 : 楊玉川 華大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行政總裁、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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